第2章

那是一件棉袄。

深蓝色的,袖口还镶了一圈黑边。

我妈举着它在人群里跑,嘴巴一张一合。

隔着车窗玻璃,我听不见她喊什么。

可我知道她会说什么。

外面冷。

多穿点。

别冻着。

我没站起来,也没招手。

只是看着她越来越远。

直到站台变成一条线,再变成一个点。

我转过头,靠在座位上。

旁边有个大娘在嗑瓜子,壳吐了一地。

“姑娘,你妈追了那么远,你咋不应一声?”

我没接话。

应了又怎么样。

她要给的,从来不是我要的。

广州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站外全是拉客的摩的,一个个举着牌子喊。

“住店吗?十块一晚,干净。”

我背着帆布包往外走。

城中村的铁皮房,五块钱能睡一张床。

八个人挤一间,上下铺的铁架子,一翻身整屋都晃。

我住的是上铺靠墙那个,进门要爬梯子。

白天去服装厂应工,踩缝纫机。

计件算钱,一件两毛五。

我手快,一天能踩一百二十件。

三十块。

够吃饭,够交床位费,还能剩七八块。

夜里出去摆地摊。

白天厂里裁剩的布头,我捡回来缝成小包,五块钱三个。

有人砍价,我就卖。

不买拉倒,反正布头不要钱。

我有个习惯。

每一笔钱都记在小本子上。

那本子是出门前从供销社买的,五分钱一本,巴掌大。

第一页我写了一行字。

1988年12月,火车票23块5。

第二页开始记流水。

床位费5元,白菜2毛,米3斤9毛。

同屋有个姐妹叫阿珍,二十出头,在电子厂打工。

她趴在我床边看我记账,笑了。

“记这个有啥用,记账能记出金子来?”

我合上本子。

“我要记得清清楚楚。”

“这辈子谁欠我多少,我欠谁多少,都不能糊涂。”

阿珍愣了一下,没再说话。

过年我没回家。

厂里放假,我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货,一天十五块。

大年三十那晚,城中村空了一半。

留下的人围在公用灶台前煮饺子。

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很响。

我坐在铁架床上,翻我的账本。

攒了四个月,一共三百六十块。

我用笔在本子上画了条线。

线下面写:目标,五千块,开档口。

正月初八,王婶托人捎来一封信。

信封是家里的旧牛皮纸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拆开,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

我爸的字,写得歪歪扭扭。

“晚晚,你妈让我告诉你,别恨她。”

“你弟在美国来信了,说那边很好。”

“家里一切都好,你自己保重。”

信里没提弟弟问我好不好。

也没提那件没送到的棉袄。

我把信看了两遍。

然后叠好,压在账本底下。

三个月后我攒够了第一笔钱。

辞了厂里的活,全职摆摊。

阿珍问我:“不踩机器了?”

“不踩了,赚得太慢。”

我去批发市场进货。

看中了一家档口的针织衫,样式新,价格合适。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手上戴着金镯子。

我要了五十件,她报价十二块一件。

我说:“拿五十件,能不能便宜点。”

她看了我一眼。

“小姑娘,这价已经是成本价了。”

我没多说,付了钱。

回去卖了两天,发现不对。

同样的货,隔壁摊主进价只要九块五。

我找到那个摊主,问她在哪进的。

她指了个方向:“白云区的针织厂,直接拿货。”

我记下地址,第二天就去了。

厂门口有个穿工装的男人在登记。

我说要拿货。

他抬头看我。

“你有营业执照吗?”

“没有。”

“那不行,我们厂只对档口批发。”

我站在门口,没走。

那人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

“你等着。”

他进去叫了个人出来。

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二十六七岁,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账本。

“你要拿货?”

“对。”

“多少?”

“五十件。”

他想了想。

“行,但你得先把进价单给我看看。”

我把账本翻开,递给他。

上面记着每一笔进货的价格,数量,日期,还有卖出去的流水。

他看了很久。

然后抬起头,眼神有点奇怪。

“这账记得比我们厂会计还细。”

我没说话。

他把本子还给我,报了个价。

九块。

比市场价便宜三块。

我当场拍板,拿了货。

临走的时候,他叫住我。

“你叫什么名字?”

“苏晚。”

他点点头。

“我叫陈志远,厂里的技术员。”

“以后你要拿货,直接来找我。”

我背着货走出厂门。

走了几步,他又在后面喊。

“苏晚。”

我回头。

他站在门口,推了推眼镜。

“你有没有想过,你弟在美国,可能根本不叫苏建军?”

我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