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件棉袄。
深蓝色的,袖口还镶了一圈黑边。
我妈举着它在人群里跑,嘴巴一张一合。
隔着车窗玻璃,我听不见她喊什么。
可我知道她会说什么。
外面冷。
多穿点。
别冻着。
我没站起来,也没招手。
只是看着她越来越远。
直到站台变成一条线,再变成一个点。
我转过头,靠在座位上。
旁边有个大娘在嗑瓜子,壳吐了一地。
“姑娘,你妈追了那么远,你咋不应一声?”
我没接话。
应了又怎么样。
她要给的,从来不是我要的。
广州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站外全是拉客的摩的,一个个举着牌子喊。
“住店吗?十块一晚,干净。”
我背着帆布包往外走。
城中村的铁皮房,五块钱能睡一张床。
八个人挤一间,上下铺的铁架子,一翻身整屋都晃。
我住的是上铺靠墙那个,进门要爬梯子。
白天去服装厂应工,踩缝纫机。
计件算钱,一件两毛五。
我手快,一天能踩一百二十件。
三十块。
够吃饭,够交床位费,还能剩七八块。
夜里出去摆地摊。
白天厂里裁剩的布头,我捡回来缝成小包,五块钱三个。
有人砍价,我就卖。
不买拉倒,反正布头不要钱。
我有个习惯。
每一笔钱都记在小本子上。
那本子是出门前从供销社买的,五分钱一本,巴掌大。
第一页我写了一行字。
1988年12月,火车票23块5。
第二页开始记流水。
床位费5元,白菜2毛,米3斤9毛。
同屋有个姐妹叫阿珍,二十出头,在电子厂打工。
她趴在我床边看我记账,笑了。
“记这个有啥用,记账能记出金子来?”
我合上本子。
“我要记得清清楚楚。”
“这辈子谁欠我多少,我欠谁多少,都不能糊涂。”
阿珍愣了一下,没再说话。
过年我没回家。
厂里放假,我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货,一天十五块。
大年三十那晚,城中村空了一半。
留下的人围在公用灶台前煮饺子。
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很响。
我坐在铁架床上,翻我的账本。
攒了四个月,一共三百六十块。
我用笔在本子上画了条线。
线下面写:目标,五千块,开档口。
正月初八,王婶托人捎来一封信。
信封是家里的旧牛皮纸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拆开,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
我爸的字,写得歪歪扭扭。
“晚晚,你妈让我告诉你,别恨她。”
“你弟在美国来信了,说那边很好。”
“家里一切都好,你自己保重。”
信里没提弟弟问我好不好。
也没提那件没送到的棉袄。
我把信看了两遍。
然后叠好,压在账本底下。
三个月后我攒够了第一笔钱。
辞了厂里的活,全职摆摊。
阿珍问我:“不踩机器了?”
“不踩了,赚得太慢。”
我去批发市场进货。
看中了一家档口的针织衫,样式新,价格合适。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手上戴着金镯子。
我要了五十件,她报价十二块一件。
我说:“拿五十件,能不能便宜点。”
她看了我一眼。
“小姑娘,这价已经是成本价了。”
我没多说,付了钱。
回去卖了两天,发现不对。
同样的货,隔壁摊主进价只要九块五。
我找到那个摊主,问她在哪进的。
她指了个方向:“白云区的针织厂,直接拿货。”
我记下地址,第二天就去了。
厂门口有个穿工装的男人在登记。
我说要拿货。
他抬头看我。
“你有营业执照吗?”
“没有。”
“那不行,我们厂只对档口批发。”
我站在门口,没走。
那人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
“你等着。”
他进去叫了个人出来。
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二十六七岁,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账本。
“你要拿货?”
“对。”
“多少?”
“五十件。”
他想了想。
“行,但你得先把进价单给我看看。”
我把账本翻开,递给他。
上面记着每一笔进货的价格,数量,日期,还有卖出去的流水。
他看了很久。
然后抬起头,眼神有点奇怪。
“这账记得比我们厂会计还细。”
我没说话。
他把本子还给我,报了个价。
九块。
比市场价便宜三块。
我当场拍板,拿了货。
临走的时候,他叫住我。
“你叫什么名字?”
“苏晚。”
他点点头。
“我叫陈志远,厂里的技术员。”
“以后你要拿货,直接来找我。”
我背着货走出厂门。
走了几步,他又在后面喊。
“苏晚。”
我回头。
他站在门口,推了推眼镜。
“你有没有想过,你弟在美国,可能根本不叫苏建军?”
我愣住了。